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行政决策执行制度、监督制度、纠错制度和评估制度。

可以不难推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基本法的社会法部门。这七个门类是指：宪法与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

从这一角度讲，社会法之社会当属全体社会。[12]其三，在广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认为社会法是与公、私法相对应的第三法域。因此，改革旧制度构建新制度的任务更加艰巨。[4]594-596 建国之后，我国大陆学者对社会法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种： 其一，在狭义层面上理解社会法，即将社会法等同于作为法律部门之一的社会保障法。[25]可以看出，两份报告一脉相承，都将社会法定位为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并将社会法定义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菊池勇夫持全体社会说，而沼田稻次郎则持部分社会说。{18}参见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在这种对性的严格管束中，私人的空间便被消解了。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规定，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虽然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是明显的受害者，但国家完全代替受害人并为其主张权利，因此受害人实际是被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的。

{11}参见颜梅生：《遭强奸为何反成包庇犯》，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29日第11版。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10}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

{4}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正是因为政治社会把塑造高水准的政治人作为既定目标，把整体主义视为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它便以一种慈父般的家长主义的心态来对待个人的私生活，为了防止像孩童一样的公民不跑偏，为了保证他的健康成长进而达至高品位的人，所以国家有必要对其进行指导、干预、管理、训化甚至强制。{2}参见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58、159页。{18}正因为政治人模式下的法律将人预设得太高，所以当它超越现实社会人的一般标准时，它所设计的各种美好制度才每每落空，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异化为一种有害的制度。

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 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如前所述，依政治社会的政治准则，个人没有与国家相分离的利益，在私生活方面也不例外。又因为在整体主义下，国家被定义为至善的实体，那么它必然把维护和建设至善的国家当作每个人必须遵循的政治理想。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消解和防范这样的立法思维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

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设计了公妻制。

正是因为这一制度是以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进而国家完全能够代表受害人为前提预设的，换言之，是把受害人预设为政治人从而构建诉讼制度的，所以它在一个法治的视野下便产生了种种问题。{19}张灏教授把对人性之罪恶的自觉意识称为幽暗意识。

从表面上看，法律之间关于人的模式的不同预设仅仅表明法律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关注点不同而已，但从深层次讲，这其中隐含的却是法律的理念、思维与调整方式之间的重大区别。（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12}参见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页。如《苏俄刑法典》第17条第3款规定：以建议、指点、供给工具和排除障碍等等方法帮助实施犯罪，或者隐藏犯罪人或消灭罪迹的，是帮助犯。

亚东：《独生女被轮奸母亲收20万法庭上作伪供》，载《东亚经贸新闻》2007年3月29日。（四）私域消解人的影像 这种私域消解人的影像表现在关于聚众淫乱罪和聚众淫乱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中。

这是政治社会的逻辑，同时也是政治人模式下的立法极易产生的恶果。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

{8}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

国家垄断式的性纠纷处理机制之所以存在问题，原因还在于其对法律调整对象的定位失当，即它不是以法律人的模式而是以政治人的模式来设计的。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参见胡玉鸿：《法律人建构论纲》，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消解和防范这样的立法思维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

{6}胡玉鸿教授对法律人特性的阐释给了笔者有益的启发。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

李骎：《女孩醉酒遭强奸报警，收下8万元改称自愿》，资料来源：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8-05/13/content_8156897.htm，访问日期为2011年6月16日。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人的模式下，当法律因对人的定位太高而导致制度落空时，出于政治思维的惯性，立法者不是从改变人的模式预设上着手，而更可能从改造真实的人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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